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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日报:全面发展,纾解群体焦虑

人民日报评论部    2016年01月06日    来源:人民日报
        年初,一位博士的《回乡日记》刷遍网络,“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”,一声长叹,击中多少心绪。人们感慨,这是一个国家高速发展中的“生长之痛”,不可避免。不过,改变似乎比人们想象的快。年底,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释放积极信号,2016年1月1日实施的居住证暂行条例,将让更多异乡人在城市里找到归属。
这是2015我们时代我们生活的一个典型场景。这一年,马航失联的亲友还在牵肠挂肚,巴黎暴恐的枪声让孩子想要逃离,人们意识到,这世界与己无关的事越来越少。这一年,经济低迷、地缘动荡、文明摩擦,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感,“压力山大”依然存在,焦躁不安还在弥漫,但人们也发现:除了个体内部的自我调适与化解外,对整个社会群体来说,改革的获得感,是抚平情绪、纾解焦虑的最好镇静剂;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,才能让信心耐心在人们内心不断生长;国家富强与全面小康,才能使老百姓多一点“稳稳的幸福”。
焦虑是一种时代病。美国的研究机构数据表明,1980年,有2%—4%的人患过焦虑障碍;1994年,这一比例达15%;而到2005年,上升为28.8%。全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焦虑,对中国人来说,这种群体性焦虑更为突出。一个世纪前,世界还定义中国人是“漠视时间的人”,现在,则发现中国人甚至成了“最急躁最没有耐性的地球人”。“手机在响,电话在催;最爱‘快进’,狂点‘刷新’;做事最好名利双收,理财最好一夜暴富”,外国记者笔下中国人的焦虑生活,其实包含着复杂成因: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百余年的进程,这背后,有时不我待的奋起赶超、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梦寐以求,但滞后的社会结构、转型的剧烈碰撞,加大了社会关系中的不平感、焦虑感和紧张感。
“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正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”,法国《费加罗报》的这篇社论标题,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。正如他们所说,“快速”让许多中国人产生困惑与焦虑,但对于为“失速”而担忧的西方国家来说,却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发展动力。
事实上,2015的中国,对接社会焦虑,国家的发展和改革的推进都在调快指针。从年初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的推出,到年末“五大发展理念”的确立;从“对准焦距,找准穴位,击中要害,推出一批能叫得响、立得住、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”,到“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、基层所盼、民心所向,更好造福群众”;从打响脱贫攻坚战,到向污染雾霾宣战;从毫不手软地“打虎拍蝇”,到确保“民生之本”就业创下新高,正是这些发展理念、价值指向,让改革有了含金量,使群众有了获得感。
依旧有公平正义的焦虑,但司法改革的大刀阔斧,云南巧家“投毒案”历经13年的改判,让更多人从个案中感受到阳光;依然有“办事求人”的烦恼,但简政放权的落地、作风建设的推进,一步步挤压“潜规则”的空间;年轻父母还会为孩子择校发愁,但“就近入学”的新政,让虎爸狼妈们卸下一点包袱;“最悲伤作文”让人心酸,但“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”的立誓与行动,许给了“野百合”们一个不远的春天……改革的每一次突破,给迷茫中的人们以安心、给焦虑中的人们以信心。顶层与基层,国家与个体,由此建起了良性的互动,获得了发展的动能。
观察2015还可以发现,另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,正在取代负面情绪的焦虑。“燃灯者”倒在了司法改革的前线,但“要把想改革、谋改革、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”,成为共识;网络租车与传统租车论战的背后,是“互联网+”时代下治理的新挑战;“这些新政与你有关”每月发布,创业者们不再担心办证,而着急找到“让猪飞起来的风口”。正如惠特曼在《大路之歌》中唱的,“你刚到达你要去的那座城市,还没有满足地安顿下来,你又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呼唤叫了出去”,这“呼唤”,蕴含着对“未来会更好”的确信,是推动中国30多年波澜壮阔变革的伟大底力。
28年前,邓小平说,“我们要赶上时代,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。”今天的中国,已经不仅是赶上时代。如果我们不能勇于引领时代潮流、走在时代前列,如果不能迎来下一个5年、实现“全面小康”百年梦想,那才是最大的焦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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